可接受性理论旨在关注听众的可接受性，希冀通过行政过程的可接受性来达成行政正义。
其二是行政规定与法律不抵触，即设立了法律优位的要件。[15]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03）普行初字第56号行政判决书。
该63号文件作为合法有效的规范性文件，可以作为本市工商行政部门认定相关行业必要生产条件的依据。该《办法》的第3条第2、3款将听证会分为两类，一类是法定听证，一类是裁量听证。刘作翔、徐景和认为指导性案例对其他同类案件判决尽管没有直接的法律效力，但因其起着法律的指引作用，意味着判决效力的延伸。[5]因此，无论一国是否承认判例法，实际判决是否可以构成判例法中的要素，判决本身在对司法活动中作为适用根据的法律规范进行法律判断的作用无疑客观存在着。其次，本文所评析的案例，有意地不选择《最高法院公报》所载案例。
在下面的内容中，笔者将在如下的限定范围之内展开讨论。但因本文并非是专门对该案的全面评析，且限于篇幅，故仅对与第一项请求有关的内容进行分析。但我最近几年在北大研习公法的经验以及主要在北京学界的一些见闻和思考确实部分触及了支振锋博士的论题，故略抒己见也是责任。
支振锋博士来自社科院法学所，现在是法理学界的新秀，最近两三年关于中国近代法学史的研究渐然接续了更为厚重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时髦而经典的论题，并为此提供了相对严整的学术史和思想史的支撑，在法学传统研究的规范逻辑之外渐然显出重新理解自身所在传统与历史的强烈的历史逻辑。近十余年来，美国宪法学空前崛起，美国宪法的判例法体系成为中国宪法学研究和批评的主要依据，基本权利体系的逐一研究和本土印证成为法学论文最集中的领域，但对于中国宪法的文本结构、政治原则、宪法惯例、基本制度缺乏缺乏有效的科学解释和论证，甚至以理想（意识形态）替代实在的宪法规范将中国宪法腰斩为适合宪法司法化的瘦身尺度。同时，问题导向也需要防止过度的经验化和实证化，因为真实不等于真知。这显然是对英国光荣革命的比附。
总之，支振锋博士的这一研究跟从并坚定地宣称中国法学的主体性回归，其抽丝剥茧般的考据和对中国法学西化前景的深刻怀疑代表了70后法律学人的理性自觉。逊位诏书则是排除性质的宪制建构，所接纳的共和实在是美国式的民主共和（其中没有君主）而非英国式的君主共和。
此外，中国法制史应成为具有创造性转化功能的中国古典法学，但现实基础不容乐观——时运不济，人才奇缺，法学家国学功底普遍孱弱，甚至整体性地弱于民国法律学人，可归根于法律教育乃至于基础教育的问题。法理学领域对文本和思想史的研究一般强于部门法学，比如公法学尤其是宪法学领域大部分研究者的文本功夫或思想史功夫很不过关，这在基础理论层面上对中国法学主体性的确立造成了负面影响。再看作为主要动力之一的变法自强，这在非西方文明的现代法律转型过程中具有显然的历史正当性，甚至日本当初也具有类似的意图，这是非西方文明遭遇现代西方挑战的普遍性反应。支振锋博士本身也是经由哈特文本研究而达致今日之境界。
同时，沿着科学路线前进的政治试验型法治也日益挑战着中国法学家相对窄狭的智识框架。一是关于中国近代法制现代化的动力问题。这在新法学的建构过程中显然需要从科学理性的角度予以关照。总体而言，支振锋博士所展示出来的中国法学的改进框架是具有合理性的，也符合时代的要求，确立了正确的方向，但其研究展开与制度实践的历程将会是无比艰辛的，因为我们需要考虑的思想性和制度性要素甚至要远远超过西方同行，我们实在用法学的理性知识处理一个更加复杂的政治存在，这只能是一种寓于巨大不确定性之中的创造性前景。
（3）整体研究可归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当代中青年法学家的集体学术意识之中（这种集体学术意识导源于2005年左右邓正来教授提出的针对改革时代中国法学的现代化批评，中经顾培东教授的呼应，再接转至支振锋这样的70后法律学人，当然还包括许多从不同部门法领域同情、理解或赞同这一学术意识的法学研究者，比如陈瑞华对刑事诉讼法规则之治的理论反思以及亲自展开的针对中国刑诉问题的典型性研究，凸显刑诉的中国模式的内在机理），表明中国法学伴随民族命运整体变迁而从近代以来的生存关注（救亡图存）转为尊严关注（自主性、国际责任性）。从文本到问题：资源汲取型法理学研究的进取路径，载《中外法学》2009年第4期。
这种目标群的设定体现了越是中国的，就越是世界的，因为中国包含了最完整的世界要素及其变化的可能性，这是一种历史命运。《西法东渐的思想史逻辑及其超越》，书稿，即出] 进入 田飞龙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支振锋 法学 中国法学 。
领事裁判权涉及的是主权问题，其功能在于在国际关系中单方面剥夺一国之司法主权。缺乏代议制和司法独立的历史传统，妥协不具有制度基础。在纯粹的思想游戏中，支振锋博士对中国法学的描述和规划需要经历如下四个阶段或四重境界的精神跃迁，即从无主体性到主体性到主体间性到超主体性。中国法学的精神自觉应汇入中国成为世界历史主体并具有重要甚至主要代表性的潮流之中。陈端洪基于施米特政治法学的启发提出中国宪法的五大根本法，并按照政治宪法学的套路确定了有效性序列。其次是中国法学研究如何应对政治试验型的政治社会？支振锋博士有个疑问，即改革时代没有法律的保护？这是改革宪法的现象，政策或试验法则对新生制度或权利提供了保护。
主权本为近代西方法律原则，领事裁判权是西方列强将主权原则适用到国际社会的例外性理由，是一种强加。从方法论来看，支振锋模式明确主张问题导向，这基于他对中国法学文本—思想史—问题的方法论结构的批判性思考。
富强—自由的法律现代化路径饱含着后发国家的政治理性。当然，中国法学本身就不应该也不可能安然居于一种单纯的地方性存在，最终指向人类的中国法学理想目标是正当的，也是负责任的，但其是否可欲取决于中国法学能否在自主（毛泽东）和化西（牟宗三）的基础上跃升至一种普遍性的境界。
四、中国法学的古今之变及其综合支振锋博士的既有研究主要处理的是近代法学（法治）史，所反思的也主要是中国法学的中西之变，尽管其最终旨趣在于超越中国近代经验的张四维与通三统。就晚清而言，真正的光荣革命应该是容纳满清君主制因素的立宪框架，是一种妥协与包容的宪制革命。
这是经济特区模式向政治、法治领域的扩散，是中国的政治宪法学问题，法学理论和法学家如何应对？联系贺卫方2011年4月12日致重庆律师界的公开信，指责重庆模式的反法治倾向，但湖南却很少被法学家指责，吊诡的是一年多以前曾出现过湖南的原告到重庆法院要求主持公道的事例，重庆却以不干涉湖南内政惋拒。下面我就以一个80后法律人学习的心态对支振锋博士的系列研究进行总体的评价，对自己关心并有所思考的相关问题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以期丰富对此一论题的讨论。但我觉得文本和思想史的研究并不及格，也还需要加强。但也有两个运用科学理性修正中国宪法学研究的例外，如强世功基于宪法社会学路径提出中国宪法的不成文宪法说，包容党章，识别三位一体的国家主席制，这些作为科学对象并且未必违反中国宪法规范的政治事实在规范宪法学那里是缺失的
在各国的制度中，行政法是在公认的政治制度和宪法框架中发挥作用，与这二者紧密相连。这些裁定仅基于诸如公开或透明等某些原则或价值，再加上行政法上的某种参与机制就可以正当化，然而这种看法是没有什么说服力的。
前两者的参与是很重要的。(14) 这些都是意义深远的案件，确立了法院对先前被视为政府或政治行为的管辖权。
(121) 试图为穷人和下层民众规定外部标准也存在一定的伪善，因为那些自封的好国家也不愿意而且有时候也无法实现。似乎将官僚机构未能回复信函的情形也提升到了基本自由的层面。
文化的同一性并不是一种无条件的善。就欧盟而言确实是如此，欧盟通常被认为是目前最复杂的国际政治体，具有非常成熟的跨国法律秩序。③通过参与设定议程的行政主体与其他（政府性的）联合企业的跨国网络。(118) 毫无疑问，世界人民既不希望在难民营中无助地饱受折磨，也不愿意成为社会混乱或生态灾难的牺牲品。
(139) 注释:原文为：Carol Harlow,Global Administrative Law: The Quest for Principles and Values, 17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6, pp. 187～214。不能因为某种制度或规则只存在于某个或少数国家，就判定是坏的。
这对孪生的理念已成熟为欧盟的宪法原则，牢牢地嵌入其政治安排当中。在大多数制度中，行政法都具有两面性。
第四部分讨论的是一种正在迅速扩张的渊源——法治的系列价值，这些价值在国际贸易法中得到了运用，而且深受经济自由主义与自由贸易拥护者的支持。(112) 传播的手段就是第三和第四个洛美协定，二者都包含与尊重人的尊严和人权有关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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